2024年夏天，北京某基层法院行政庭的旁听席上，坐着一位神情紧张的年轻人罢了。他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旁听群众，而是以“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庭的实习律师李明（化名）。在此之前，他的指导律师因突发身体原因无法出庭，而他的实习律师证上，明确写着“不得独立出庭”。但李明还是以“公民代理”的方式，手持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硬着头皮走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审查后认定其代理资格合法，案件顺利开庭。这一幕，在近三年的法律圈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实习律师能否独立代理行政诉讼？这个看似边缘的程序问题，实际上牵动着成千上万正在“见习期”中挣扎的法律新人的神经。

一个被忽视的“灰色地带”

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未明确禁止实习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按照《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实习律师不得以律师名义独立执业，但并未剥夺其以“公民身份”代理案件的权利。现实中，大量基层律所为了降低人力成本、积累办案经验，常常让实习律师在指导律师“挂名”的情况下实质独立工作。但这种做法存在明显的法律风险：一旦当事人对代理行为提出异议，或者法院严格审查，实习律师的工作成果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真正将这一问题推上风口浪尖的，是2023年某省高院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该案中，一位实习律师在指导律师因疫情被封控的情况下，受当事人委托前往某市中院参加行政诉讼庭前会议。法院在审查委托手续时，发现委托书上的“代理人”一栏写的是实习律师本人，且无指导律师签字。法院当庭以“代理人资格不符”为由，裁定终止代理，并要求当事人重新委托。当事人所以耽误了举证期限，最终被驳回起诉。这一判决在律师行业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律所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实习培养制度。

从“无效代理”到“合法破冰”

与上述案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4年某直辖市一中院审理的一起“信息公开案”。该案由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代理，其指导律师在立案后因个人原因注销了执业证，而案件已进入实质性审理阶段。律所临时指派一名实习律师承接后续工作。实习律师在仔细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后，发现第31条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委托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代理诉讼”，而实习律师作为律所的工作人员，完全符合“工作人员”的身份要求。

该实习律师据此重新制作了授权委托书，并在律所出具的在职证明中详细列明其职责范围和指导律师的监督义务。庭审中，对方律师质疑其代理资格，实习律师从容回应：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1条，“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可以代理诉讼，而实习律师与律所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再通过律所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形成合法代理链条。最终，法院采纳了这一观点，认定其代理资格合法，案件顺利审理并当庭宣判。这一结果被多家法律媒体称为“实习律师行政诉讼代理的破冰案例”。

法律逻辑与行业启示

从法律逻辑上看，实习律师能否代理行政诉讼，核心问题在于“代理资格”是否独立于“律师执业资格”。行政诉讼代理人的范围，在《行政诉讼法》第31条中明确列举了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或单位推荐的公民等。实习律师虽然不能以“律师”身份出现，但完全可以以“工作人员”或“公民”身份参与。关键在于，代理行为必须得到律所或当事人的明确授权，且指导律师或律所应当对代理行为承担最终责任。

对于实习律师而言，有几点实操建议值得注意：第一，在代理前务必取得当事人的书面授权，并在委托书中明确载明“实习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之一”；第二，尽量由指导律师或律所出具一份《授权说明书》，说明实习律师的工作范围和监督机制；第三，如果案件重大或法院态度不明朗，建议提前向主审法官提交书面说明并争取庭前确认；第四，保留好与律所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实习协议，以证明“工作人员”身份。

对于律所而言，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一些头部律所已经开始推行“双导师制”或“沙盘推演制度”，让实习律师在有指导律师全程监督的前提下，实际参与庭审、撰写代理词、核对证据等工作。这种做法既锻炼了新人，又规避了法律风险。

结语

实习律师的“灰色身份”并非天生如此，而是法律职业成长机制中的过渡性安排。与其被动等待制度完善，不如主动在法律框架内寻找出口。那位在庭前会议中被“劝退”的实习律师，后来考上了法学博士，专门研究行政诉讼法中的代理资格问题。而那位成功代理案件的实习律师，在执业后的第一年就独立代理了三起行政诉讼，全部胜诉。两张工作证，两段不同的际遇，折射出的不是能力的差距，而是对法律规则的理解深度和运用艺术的差异。

行政诉讼不是只有资深律师才能驾驭的领域，而是每一个法律人坚守法治底线的练兵场。对于实习律师来说，每一次合法合规的出庭，都是一次对法治精神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