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务在线答疑：当股权代持遭遇对赌协议，这家企业如何绝地翻盘

今年夏天，一家科技公司的法务总监在内部会议上反复提到同一个案例——某知名律所代理的一起股权代持纠纷案，标的额超过2.3亿元，最终判决结果让整个行业为之侧目啦。这并非个案。近年来，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井喷式增长，“股权代持+对赌协议”叠加的风险场景，正成为企业法务团队面临的高频雷区。

2024年，华东地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A公司因创始人股权代持安排，触发对赌回购条款，面临被投资方索赔1.8亿元的诉讼危机。A公司委托的北京某红圈所律师团队介入后，通过重构法律逻辑，最终帮助客户将赔偿金额压减至3200万元，且保留了公司核心控制权。这一案例的代理律师在后续分享中坦言：“很多企业法务最大的误区，是把代持协议当成万能防火墙，却忘了对赌条款的穿透力。”

代持与对赌的“双向绞杀”

让我们回到案件本身。2018年，A公司创始人张某为激励技术骨干，通过股权代持方式将15%股份登记在四位高管名下。2021年，A公司引入B轮投资方时，投资协议中设置了“业绩对赌+股权回购”条款：若公司2023年营收未达3亿元，张某须按年化8%利率回购投资方全部股份。

2023年财报显示，公司营收仅完成目标的62%。投资方随即要求张某履行回购义务，但张某辩称，因代持安排涉及多位实际股东，投资方要求整体回购不符合“实际控制人”定义。法院一审认为，代持关系不影响张某作为签约主体的责任认定，判决张某须承担超过1.8亿元的回购款。

关键在于：代持协议无法否定实际控制人的对赌责任。公司法实践中，对赌协议效力最高法有明确指引——只要不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股东的对赌条款合法有效。代持安排仅在代持人与委托之间产生内部约束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方（投资方）。

律所重构抗辩逻辑：从“责任主体”转向“责任范围”

代理律师团队在二审阶段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纠缠“张某是否应为代持股份承担责任”这一已无悬念的争议点，而是将火力集中在“对赌回购金额的计算基数”上。

投资方以A公司整体估值5亿元为依据，要求张某回购其持有的全部30%股权（投资方直接持股部分占15%，另有15%通过间接持股）。代理律师指出：张某通过代持协议实际控制的可触及资产，仅为A公司35%股权中的一部分，其中15%代持部分对应的重大事项决策权、分红权等权益已通过内部协议让渡给四位技术骨干。代持的本质是委托与受托关系，受托人（张某）对外承担法律责任，但实际受益权应归委托人所有。故而，投资方要求张某就“非其实际控制”的代持部分承担回购责任，缺乏对价基础。

这一观点得到了二审法院的采纳。法院认为：对赌回购的目的在于保障投资方退出收益，但张某代持股份对应的经济价值已实质上归属于四位技术骨干，若强制张某以自身财产回购代持部分，将产生“代持人承担风险、委托方坐享收益”的显失公平后果。最终，法院将回购义务范围限定在张某直接持股的10%及通过家族信托间接持有的5%股权，合计对应标的额降至3200万元。

对企业法务的三点启示

第一，代持协议必须与对赌条款联动审查。很多企业法务在设计股权代持时，只关注税务筹划或员工激励，却忽略了代持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建议在代持协议中明确写入“若代持人因代持事项被第三方追索，委托方须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设置资产隔离措施。

第二，对赌目标设定应预留“弹性条款”。本案中，如果A公司在投资协议中加入“实际控制人定义排除代持部分”或“回购基数按直接持股比例计算”等特殊约定，完全可以避免后续争议。这要求法务团队在融资谈判中，不能只盯着估值和份额，更要对关键定义条款逐字推敲。

第三，遇到重大风险时，寻求专业机构重构法律逻辑。A公司一审败诉后，如果继续死守“代持协议能免责”的思路，很可能被判全额赔偿。代理律师通过引入“责任范围”这个新维度，在看似无解的困局中找到了突破点。这提醒所有法务同仁：法律分析永远有更深的层次值得挖掘。

股权代持与对赌协议的碰撞，本质上是对企业家控制权与投资方退出权的平衡考验。法务工作者的价值，不在于给企业一个“绝对不会输”的承诺，而是在风险到来时，用专业的法律逻辑重构事实，守护企业核心资产不被误伤。正如该案代理律师在总结中所说：“每一个对赌条款背后，都有一打代持协议在酝酿。法务的职责，就是给这两股力量画好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