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律师发送律师函的边界与风险：从一封“家书”引发的法律争议说起

2024年初，一起由律师函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案件当事人是一对正处于离婚诉讼中的夫妻。男方委托律师向女方所在单位发送了一封律师函，函中详细列举了女方“婚内出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恶意隐瞒债务”等行为，并警告单位“若继续任用，将追究其管理责任”。这封律师函随后在单位内部传阅，女方因此呢被停职调查，最终虽未被开除，但精神状态严重受损。女方随即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男方及其代理律师一并告上法庭。

法院经审理认为，律师函中的部分指控缺乏充分证据支撑，且发送对象并非争议相对方，而是与案件无关的第三方单位，超出了合理维权的必要范围，构成对女方名誉权的侵害。最终判决男方及代理律师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公开道歉。这一判决在律师行业引发热议：婚姻家事案件中，律师函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案例的典型性：律师函不是“公开信”

这个案例之所以具有标杆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婚姻律师在代理过程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风险点——律师函的发送对象和范围。在离婚纠纷、抚养权争夺、财产分割等家事案件中，当事人情绪激烈，常希望借助律师函向对方施压，甚至向对方的单位、亲友、合作伙伴“披露真相”，以争取舆论或道德上的优势。

但法律并非“谁声音大谁有理”。律师函的本质是律师依据委托人提供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向特定相对方作出的法律意见表达或权利主张。它既不是“公开信”，也不是“道德审判书”，更不是“舆论动员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曾指出，律师函的发送对象应当限于争议的对方当事人或相关法律主体，不得随意扩散至无关第三方。一旦超出必要性范围，就可能从合法的“意思表示”滑向违法的“名誉侵权”。

婚姻家事案件中律师函的三大“雷区”

结合近年来多地法院的裁判观点，婚姻律师在发送律师函时，至少应警惕以下三个法律陷阱：

第一，事实陈述缺乏依据。律师函中对对方“出轨”“家暴”“隐匿财产”等指控，必须建立在委托人提供的初步证据之上，或者至少是经律师合理审查后认为有可信来源的事实。若援引“我听朋友说的”“我猜的”等无证据支持的表述，一旦对方提起诉讼，律师及律所将面临极高的侵权风险。上海某律所就曾在2023年因律师函中称对方“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而缺乏证据，被法院认定构成诽谤。

第二，发送对象超出必要范围。离婚纠纷本应在夫妻双方、法院或调解机构之间解决。向对方单位发送律师函，尤其是直接要求单位“严肃处理”“配合调查”，极易被认定为利用公权力或职场压力干涉私权纠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起类似案件中明确指出，向非争议方发送律师函指控他人“道德失范”，不属于合法的权利行使方式，而属于“借律师函之名行舆论施压之实”。

第三，措辞夸张、道德谴责色彩浓重。律师函的语言应当客观、冷静，聚焦于法律关系的描述和权利主张。不少律师为了迎合委托人情绪，在函中使用“无耻”“恶劣”“道德沦丧”等情绪化词汇，这恰恰是法院认定“主观恶意”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年发布的一起指导案例中强调，律师函中超出法律评价的侮辱性、贬损性语言，可直接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重构律师函的合规逻辑：从“维权工具”到“风险防控”

婚姻律师的职责是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非成为委托人的“情绪代理人”。在起草和发送律师函之前，律师应完成三个“隔离”操作：

一是事实隔离。律师必须将委托人陈述的事实与证据能够支撑的事实区分开。对于没有证据支持的，即使委托人言之凿凿，也坚决不写入律师函。

二是对象隔离。审慎判断律师函的接收人是否确有必要。对于与案件无直接法律关系的第三人，除非涉及财产保全、股权冻结等法律程序性事项，原则上不应发送。

三是语气隔离。律师函是法律文书，不是战场檄文。用词应克制、精准，聚焦于“主张权利、提示后果、要求答复”三大要素，避免任何情绪化描写。

回到开头的案例，如果男方律师在发送律师函前，对女方“出轨”的证据进行独立核实，并将律师函仅发送给女方本人，而非其单位，那么即便后续诉讼中证据不足，也不会给对方留下“恶意诽谤”的口实。一封律师函，若不能做到“言必有据、发必有方”，反而会成为委托人甚至律师自身的“法律炸弹”。

结语：专业伦理是法律创新的底色

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市场日益激烈竞争的今天，律师函作为成本低、效率高的维权工具，被广泛使用。但这恰恰要求律师人对这一工具保持敬畏。每一次律师函的发送，都是律师专业判断与职业道德的一次公开发布。那些走捷径、迎合情绪的“重拳出击”，最终往往反噬自身。婚姻律师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替委托人“出气”，而在于在纷繁复杂的情绪与利益交织中，守住法律的专业边界，帮助委托人走出一条依法、理性、克制的维权之路。这既是对委托人负责，也是对自己执业生命的尊重。